韩愈诗见其忠愤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韩愈一生为官，恪尽职守，不畏强权，坚持真理，敢于直谏。他曾多次上奏皇帝，指陈时弊，提出改革建议。例如，在《论佛骨表》中，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佛教的危害，建议皇帝禁止佛教。在《谏迎佛骨表》中，他又再次上奏，痛斥迎佛骨的荒谬，并最终说服皇帝取消了迎佛骨的计划。
韩愈一生忧国忧民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他关心国家的安危，忧虑人民的疾苦。在《原道》中，他提出了“仁义礼智”的道德标准，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。在《进学解》中，他阐述了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人生理想，认为读书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报效国家，造福百姓。
韩愈生性刚正不阿，嫉恶如仇。他痛恨奸佞小人，不畏权贵。在《讳辩》中，他指出讳名的错误，认为这是对先人的不敬。在《送董邵南序》中，他赞扬董邵南的正直无私，称其为“天下独步”。
韩愈的诗文忠愤激昂，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。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忠臣义士。